我坚决维护哲学和形上学
2018-09-10 02: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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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,满望着科学成功,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。如今功总算成了,一百年物质的进步,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。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,倒反带来许多灾难,……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,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。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。(《梁启超全集》第五册,北京出版社1999年,p2972-2974)

玄学与科学,本来各有各的职份。从学理上看,二者并不是冤家对头,玄学家与科学家也未必非要闹得以口诛笔伐相见不可。而问题在于,一个民族,一个时代,一旦奉“科学万能”为良药,那日益寡头化的科学主义便会侵入本由玄学所管辖的“人生观”领域,给一个时代带来实用主义、物质主义、怀疑主义的精神氛围,人生的意义由此失去了归着,民族的生命也由此不能得以安顿。张君劢之所以要厘定科学的界限,其隐衷便在于此。关于这一点,他在《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》一文中说得很清楚。他这样写道:

1923年2月14日,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《人生观》的演讲,力陈“科学无论如何发达。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,决非科学所能为力,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”(《科学与人生观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,p35)。该演讲词初刊于《清华周刊》第272期。身为地质学家的丁文江阅后,质问“诚如君言,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,则科学复有何用”?于是撰写《玄学与科学》(完稿于1923年4月12日)一文,刊载于《努力周报》第48、49期,痛责自己的挚友张君劢被“玄学鬼”附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身上。那场著名的“科玄论战”,由此爆发。

本文摘自《博览群书》2009年第9期

胡适这篇残稿题为《科学的人生观》,写于1923年8月22日,当时“科玄论战”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。该文把矛头直指张君劢,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了梁启超,还有开当代新儒学思潮之先河的梁漱溟(这其中大概也包括当代新儒学真正开山者熊十力)。胡适与梁漱溟的思想交锋,肇端于胡适对梁漱溟《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的批评。

张君劢是带着一种沉重的现实之感说出这番话的。1918年12月底,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,张君劢与丁文江等人随梁启超出游欧洲,目的之一便是看看这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悲剧怎样收场。梁启超在《欧游心影录》中,专辟“科学万能之梦”一节,述说了与张君劢同样的心境:

近三百年之欧洲,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,极于欧战,乃成今日之大反动。吾国自海通以来,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,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,以时考之,亦可谓物极将返矣。(《科学与人生观》,p93)

这个现象,在西洋固然不免,在中国尤其显著。张君劢先生说“国人迷信科学”,其实我们的国人只有迷信,那有科学?……时髦的学者,或者摭拾佛家唯识一派的心理学,认为天地间希有的宝贝,也不睁眼看看现代心理学进步到什么地位了;或者摭拾西洋几个反科学的玄学家的余论,以为人生是超科学的而智慧是不能了解人生真义的,也就认为“天经地义”了。(《胡适全集》第7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,p483-484)

关于这一点,张君劢在《新儒家思想史》中捅破了这层窗户纸。他说:“着重于道德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人生观论战,是胡适、丁文江和我本人参加的。当我在清华大学的《人生观》讲辞发表时,我坚决维护哲学和形上学。胡适认为我的主张对科学是一种威胁,于是开始了争论。”(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张君劢卷》,p579)胡适在其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一篇残稿中写道:

今日的最大病根在于一点,就是哲学赶不上科学的进步。科学家在二百年中,已把许多关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问题逐渐解答了。但一班哲学家还在那里谈玄说妙,寻他们所谓“最后之因”,寻他们所谓“绝对的”,寻他们所谓“命根”。

在“科玄论战”中,张君劢是势单力孤的。不过,他的身后有一位被其誉为“第一个宣称应以良心为最后准则的中国人”的梁启超(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·张君劢卷》,p574),这就足够了(实际上,正处于开创期的当代新儒学思潮,也是一支潜在地支持张君劢的力量)。当然,丁文江身后的科学派,在当时力量更为强大,其坚实的后盾当属胡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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